2020年3月6日，美国Northeastern大学Alessandro Vespignani 课题组和Florida大学的Ira M. Longini Jr.课题组合作在Science发表了题为 The effect of travel restrictions onthe spread of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(COVID-19) outbreak  的文章。在该研究中，课题组成员通过数字模拟，估算了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实施旅行禁令以及2020年2月初一些国家实施的国际旅行限制对COVID-19肺炎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的传播情况的影响。模拟结果表明，除非同时进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将传播效率降低至少50％或更高，否则90％的往返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并不能有效控制COVID-19流行。

武汉旅行禁令控制疫情效果明显

课题组使用了全球流行和流动模型（Global Epidemic and Mobility Model GLEAM），该模型数据是基于全球主要运输枢纽（主要是机场）的流量和统计机构对地面流通流量的汇总。该模型是根据国际报道的案例进行校准的，并表明，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出行禁令开始以来，大多数中国城市已经接待了许多受感染的旅行者。武汉市的旅行隔离将中国大陆的总体流行病进展推迟了3到5天，在国际范围内影响更为明显，到2月中旬，病例输入其他国家减少了近80％。

截至2020年2月1日的全国发病率降低

圆圈颜色表示病例数的相对减少，圆圈大小表示该地区的人口

该研究还分析了在武汉实施旅行禁令前后，中国大陆每个主要城市以及前20个有输入风险的国家的影响。在旅行禁令实施之前，约有86％的国际输入病例来自武汉。旅行禁令出台后，相对风险最高的前三位的城市为：上海（28.1％），北京（14％）和深圳（12.8％）。就输入的相对风险而言，实施武汉旅行禁令后具有较高输入风险的国家是：日本（旅行禁令前为11％，旅行禁令后为13.9％），泰国（旅行禁令前22.8％，旅行禁令后13％，韩国（旅行禁令前7.4％，旅行禁令后11.3％），以及美国（旅行禁令前为4.7％，旅行禁令后为5.7％）。

公卫干预措施必不可少

模型分析表明，单单进行旅行限制并不能有效控制疫情。必须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降低民众活动频率相结合，降低疾病的传播性，二者产生协同效应，否则多达90％的交通流量限制则会产生较严重的负向影响。模型分析显示降低传播效率的干预措施已成功的将2月下旬的患者数量降低到阈值以下。

该模型还表明，即使自2020年1月23日起中国大陆实施了严格旅行限制，全球范围内仍存在约101起传播事件未被发现。这也许是导致COVID-19国际传播的原因之一。这一发现与2020年2月下半月在意大利、韩国和伊朗等地的疫情规模相符。这也凸显了公卫干预措施对于控制疫情的重要性。

研究存在不足

作者也指出该分析同样存在局限性。有关疾病关键特征的更多信息将大大减少模型中参数的不确定性。在这个阶段，存在年龄和易感性以及接触方式的差异，该模型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异质性，而是假设每个交通枢纽中所有个人的旅行概率是同质的。课题组也无法找到1月23日之前在中国大陆实施的限制措施（例如，对武汉国际机场起飞的体温检查）等信息，这些也未包含在模型中。在出行限制场景中，作者假设实施个人出行限制到2020年6月底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出台这样的政策，是不可行的，也是不可持续的。

结论

总结来说，该分析表明前往COVID-19疫区的旅行限制仅产生适度的影响。如若同时施行减少传播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将最大程度地控制疫情，与旅行限制产生协同作用。以上结果可用于在本地和国际层面定制针对COVID-19更为优化的防控方案和政策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循证来源：医牛独家循证原文（点击获取链接）